第33章 两广运动

    开宝十三年（975），夏六月。

    自泰山封禅西归后，刘皇帝选择在开封歇脚，这一“歇”就是两年多了。而开封，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汉事实上的首都，毕竟，朝廷的权力核心都在，所有的军政命令也都发自于汴宫。

    这对于东西两京，自然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，朝廷所在，往往带着巨大的经济需求，对于开封这样的商业城市而言，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。

    因此，在这两年间，开封的经济、文化又迎来了一次腾飞，甚至，带动了一波人口回流。当然，规模不像当初西迁洛阳时那么庞大。

    当年，因为朝廷的搬迁，有不少士民工商，都追逐着权贵的脚步，向洛阳扎堆，也导致早早便突破百万人口的开封城，人口在几个月间，降低到不足八十万。

    根据洛阳府原始而不完全的统计，在那场朝廷西迁中，有超过三十万的人口是随之填充到洛阳地区，也使得千年古都再度恢复了盛世王朝帝都过去的风采。

    而这一回，民间的反应倒显得理性了些，没有望风而动，因为谁也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刘皇帝又会选择回到洛阳。

    到目前为止，大汉两京并重，但仍旧以洛阳为主，开封为辅，再加上搬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普通的士民工商，也没有跟着朝廷折腾的实力。

    在过去的两年中，刘皇帝完全遵从了当初的反思，丝毫不折腾，安安稳稳待着，约束着自己，一切以稳定国内为前提，休养生息，持续发展。

    效果自然是不错的，从开宝北伐之后，困扰了朝廷达六年的财政拮据，终于得到了缓解，这来源于大量商、盐铁、酒茶、丝布的税收进项。

    当然，国内治安保持安定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，民间活力与日俱增，在这个大环境下，有事滋扰的，还得属诸边。

    两广地区，在朝廷的强力支持下，当地官府进行了一场针对南粤时期遗留问题的整饬运动，持续了三年之久。

    在钟谟、范旻、秦再雄、田钦祚等军政文武的主导下，大量南粤时期的官僚、豪强、地主遭到了清算。

    前前后后，抄了数百家，逮捕了数千人，死了数万众，当然，上报到朝廷，只是一串串数字罢了。

    这并不是一场致力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出击，相反，因为朝廷强硬乃至粗暴的行动，引起了大量动乱。那一串串数字怎么来的，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地方的反弹，反抗地越激烈，朝廷镇压地也就更加不留情，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朝廷的担忧，过去对两广的统治是不牢靠的。

    有长达两年的时间，两广对外的交通断绝，在得到中枢授权之后，两广地区，关起门来，清扫庭院炉灶，两年之后，方才重新开门迎客。

    当然，发生在两广的这场动乱，其声势并没闹起来，与当年的吴越大叛乱无法相比，同当初的川蜀之乱更难相提并论，从头到尾，都被限制地死死的，官府的准备太充分了，手段也足够强力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还是当地的蛮族，与那些“叛逆”份子勾结起来，造成了不小破坏，这也是当地驻军的重点打击对象。

    对于两广地区而言，这三年间，发生了一场社会性的大变革，沿袭于南粤时期的权力、财富结构，被大汉朝廷从外部彻底摧毁，那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。

    然而，真要说有什么变化，其实并没有。大量的旧官旧吏被打倒了，又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接替，旧的地主豪强被清算了，新一批的势力也在重新酝酿，区别只在于，除了上层人士在吃肉喝汤之外，大量底层百姓也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，比如土地。

    但是，如果从加强朝廷对两广地区统治的角度来说，目标是达到了的，至少在过去的三年中，两广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，上情下达，没有丝毫滞涩与拖延，新的利益获得者，也更加靠近朝廷，更受掌控。

    至少，朝堂诸公们是这样感觉的，刘皇帝也觉得此前笼罩在两广上空的那层迷雾消散了，彷佛见到了一片崭新的澄澈天地。

    但不得不说的是，发生在岭南的动荡，对两广的打击异常巨大，尤其以广州府为中心的的经济发达地区，因为政治运动，导致经济上的严重衰退。

    陆路上的商道被断绝了近两年，而大量走海路的外蕃、海商，也因为畏惧、迟疑，而选择过港不入，多走几百上千里，到福建、两浙去经商，无他，只因为那边更安定。

    对于两广的实际情况，朝廷自然也有所了解，因此，当秦再雄于广西将最后一股敢于对抗的蛮叛消灭之后，对于整个岭南的恢复发展，也提上了日程。

    就从人事调整开始，钟谟被调离广东，进京主管宣慰司，这个南臣，通过多年踏实肯干的忠臣表现，身上“降臣”的标签早就摘掉了，进京担任实权部司的一把手，也算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肯定与接纳。

    范旻留了下来，这个范质的儿子，确实是个干才，能治民，能平乱，官声口碑还不错，得知其表现，刘皇帝很是赞许。

    因为当年曾担任过邕州知州，刘皇帝直接点将，又把他调回广西，担任广西布政使。而广东的政务，则由宰臣王溥外放主持。

    田钦祚也被调走了，并且是飞调，被派去东北，担任海东巡检使，主持对渤海故地的进讨与剿灭，这种事情，很适合他。

    此人在朝中的名声已经坏得差不多了，就因为好杀、滥杀，当初在安南之时也就罢了，没人会同情那些土着，把他们当人看。

    但广东不一样啊，这里的可都是国人，其手段一样不改，在指挥麾下兵马，进行逮捕、戡乱的过程中，除了杀，就没有一点其他更灵活的处置手段，说他是个刽子手，是一点不冤枉他，广东地区矛盾的激化也有他一份“功劳”。

    不只好杀，还有些贪财，趁着机会，在广东可是官囊鼓鼓。因此，在田钦祚任广东都指挥使的三年间，针对他的弹劾就一直没断过。

    一直到两广事情进入收尾阶段了，刘皇帝方才有一个明确的态度，调往东北就是结果。比起温暖富庶的广州，那什么渤海故地、海东盛国，完全就是穷僻苦寒、原始不毛之地，周遭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，可谓是贬斥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田钦祚大概也知道，自己过去的作为有些过分，比起言官们奏章上的“罪大恶极”，这样的调动，可是十分宽容了。

    因此，虽然有些郁闷，但还是感激涕零地北上赴任，更何况，在广东“赚取”的财富，朝廷也没有清算的意思。

    似田钦祚这样的人，用得好了，的确是一把好刀，用在东北，也正可一展其能，对付土着蛮夷，他太有经验了......

    在那里，按捺了一年多以后，汉军终于兵出黄龙府，向整个东北地区展开攻略。比起两广地区的轰轰烈烈，在东北，汉军的行动，则要显得稳定得多，也乏味的多。

    从头到尾，困难的不是攻占土地、城池，而如何在占领之后，建立可靠的统治，并进行巩固、维护。